中国足球，与世界距离太远，欠国内球迷太多，要解决的问题太繁重

中国足球距离世界太遥远，欠国内球迷太多，有太多问题需要解决。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中国足坛从2009年开始的打击赌博和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活动，经过两年多的调查和审判，终于结束了。 中国足协两名原专职副主席、国家体育总局足球管理中心原主任谢亚龙、南勇均被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0年半。 杨一民、张建强、吕军等人曾经是中国足坛最有影响力的人物，此前都曾受到法律制裁。

一边是如火如荼、光鲜亮丽的欧锦赛，一边是谢亚龙和南勇面容憔悴地听着司法判决。 这不禁让人唏嘘不已！ 中国足球距离世界太遥远，欠国内球迷太多，有太多问题需要解决。

这次司法审判能否成为中国足球冲破黑暗的一线曙光，让足球触底重生？

反思一：足协董事为何纷纷落马——现有政商合一、管管不分离的体制必须彻底改变

三年前，南勇正式就任国家体育总局足球管理中心主任时，曾对一位正在祝贺他的熟人说：“也许这是一件坏事。”

一个预言。 仅一年后，南勇就被捕，成为扫黑除恶中级别最高的足球官员之一。 而他上任之初形容中国足球的三个字至今还在他耳边：“病得很重”、“难以康复”、“难以进步”。

这不是个人悲剧。 自1994年中国足球实行职业化改革以来，足球管理中心五位主任中的谢亚龙和南勇两人就陷入了“中国足球领导人”的火山口。 这不能简单地用个人素质和道德修养来解释。

十年前，时任副主任的南勇尽管带病坚持亲自出席十强赛，却因胃出血住院。 他的努力和奉献让足疗中心主任严世铎感动得热泪盈眶。 在他被捕之前，许多内部人士都对他给予了好评。 一位足协内部人士表示：“南勇当年非常勤奋、正派，是一位有前途的年轻干部。”

1997年，36岁的南勇成为足协最年轻的专职副主席、当时国家体委最年轻的副司级干部； 2009年，他成为足协最高领导人。 铁拳、敬业、果敢，这是业内人士对他的普遍评价。 然而，在摆平了各种关系、树立了权威后，上任时高举“反黑”旗帜的南头最终却身陷囹圄。

和他的前任谢亚龙一样，南勇在任期间也遭受过骂名，甚至面临牢狱之灾。

业内人士和专家的普遍共识是，中国足球的职业化框架从诞生之日起就存在制度性缺陷； 一个由管理者主导的“伪职业”联盟，他们将政治表现置于联盟利益之上。

江西财经大学副校长、体育产业研究专家易建东表示，南勇事件一点也不奇怪。 “作为足球经理，他直接干预联赛的市场行为，对其进行监督和运营，就像会计和出纳是同一个人一样，他很容易作弊和盗窃。”

中国足协等体育管理部门“一支球队、几个品牌”的组织设置长期以来一直为人诟病。 足管中心、足协、中超的多重身份，为投机者提供了足够的空间和盾牌。 他们可以利用漏洞，从利益中获利，并躲避风险。 负责联赛运营的中超联赛由足协自行运营，是典型的“政商大家庭”。

成都体育学院教授郝勤提出疑问：谢亚龙、南勇是企业老总还是政府官员？ 他们应该服务于谁的利益？

他认为，如果谢亚龙和南勇像NBA总裁斯特恩那样，可能就不会腐败。 因为NBA总裁的收入是和他的表现挂钩的。 但谢和楠只拿到了体育总局的死工资。 当他们面对几十万、上百万的金钱利益时，很难抗拒诱惑。 “中国体育体系的‘双轨制’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像谢、南这样的官员垮台。”

南勇曾经是一名厅级干部，但从2005年中超成立到2009年，他一直担任公司第一任董事长和法定代表人，而杨一民则是第二任。

郝勤表示，中国足球的“双轨制”导致体育体系没有完全商业化、专业化，而是做商业化的事情——中国足球的体系就是两种体系强烈张力的结果。 “这是中国足球的深层次问题。”

中国足球改革近20年的结果只能证明，行政管理并不能解决足球商业化、职业化带来的一系列负面影响，反而会加剧症状。

反思二：联赛赔钱，赞助商权益受损——职业足球是一个综合体，只有各个个体专业化、明确责任、遵守规则，职业足球才能职业化。

中国的职业足球也有过好日子。 A班曾经辉煌灿烂，各界名人都以谈论足球为荣。 足球明星的地位远高于影视明星。 就连国家队外籍教练施拉普纳的一根头发，都被拿来在春晚上说事。

有统计显示，就在1996年，甲A联赛的场均观众人数就达到了近3万人。 在中超时代，即使是在足球市场明显回暖的2011赛季，场均上座人数也只有1.76万人，但这已经创下了中超联赛的纪录，让足协高兴极了。

涉足中国足球的包括签约“中国新名片”李娜的国际管理集团（IMG）、成功参与篮球CBA“北极星”计划的瑞士盈方等。 不过，这些国际体育界知名的体育管理公司并没有都让中国足球遭遇大跌。

“无论你前五年赚到什么，后五年你都会输。”IMG中国前总裁王应泉在描述与中国足协的十年合作时说道。 全球最大的体育娱乐营销管理公司最早介入中国足球职业化，见证了中国职业足球联赛的兴衰。

在中国足球职业化初期，IMG以每年120万美元的合同费、每年增长20%的方式获得了AA发展权。 五年一直是蜜月期。 当时，作为总赞助商的一家烟草公司也通过足球迅速打开了全国销售渠道，赚了很多钱。 那时的联盟是绝对的卖方市场，想要赞助的公司人头攒动，但都得排队等候。

1998年，IMG与中国足协签订第二份为期5年的甲A联赛赛事推广合同时，价格上涨了近十倍。 这意味着五年内A级品牌价值增长了近十倍。

同年，烟草公司因禁止烟草广告而被迫退出后，百事可乐以每年1000万美元的价格击败可口可乐赢得了冠名权。

百事可乐没有想到，它与当时看似前景光明的足球联姻，会变成一段悲伤的历史。 2000年底，为了让国家队备战世界杯，足协拿出了2001年联赛只升不降级、2002年只降级不升级的奇怪方案。一时间，联赛赛程被“减半”。 这种严重扰乱联赛正常秩序的想法引起了不少口水。 俱乐部最终服从了，IMG多次向足协提出建议。 百事可乐也表示反对，理由是不愿赞助没有竞争氛围的职业联赛。

不过，在足协的强制令下，这套“新赛制”最终得以实施。 取消升降级意味着AB队如果无法在2001年达到AA，他们还得再等两年才能实现梦想。 因此，在赛季末，一些AB球队不择手段地升级，最终引发了“AB五鼠”丑闻。

坏消息接二连三地传来。 2002年初，足协宣布甲A联赛的电视转播权由足协开发。 或许是国家队晋级韩日世界杯，才让足协站出来向央视开出更高的价格。 双方长期无法达成协议，导致当年联赛前六轮比赛没有进行直播。

当年年底，百事可乐单方面宣布暂停对甲A联赛的赞助，认为中国足协和IMG在2002年多次违反合同条款，在没有直播的短短六轮比赛中就损失了数百万美元，包括不直播。 清理赛区广告等，并要求相应扣费。 百事可乐退出后，双方都不满意的IMG也在2003年底合同到期时离开。

足协无意留用他。 2004年中国足球联赛体制的发展史，中超联赛元年，原足协联赛发展部的福特宝公司在没有任何招标的情况下，直接接管了中超联赛。

此后，联盟的商业发展事故不断。 一年后西门子退出赞助中超，次年中超“裸奔”； 中超更换福特动力后依然不断换汤，结果2006年的赞助引发了著名的iFox案； 2007年、2008年冠名赞助商变更为国产品牌金威啤酒。 但据报道，2008年，每家具乐部仅收到750箱啤酒、一台打印机和150万元的股息，创下了联赛最低股息记录。

有报道称，百事可乐纠纷期间，IMG在与中国足协的合同中包含了百余条违约条款，直接损害了赞助商百事可乐的利益。 “你付出了中国足球联赛体制的发展史，却没有话语权”是很多投资中国足球的企业的共同经历。 因此，西门子、飞利浦等国际大品牌最终纷纷撤退，现在只剩下阿迪达斯希望抄底。

参与CBA“北极星”计划制定的国家体育总局科学研究所社会科学中心主任鲍明晓指出，“赞助商的利益永远应该放在第一位，但我们对赞助商和球迷没有基本的尊重。”

2003年，IMG中国总裁王应泉等高管辞职，IMG从此放弃了中国足球。 业内人士透露，原因之一是“中国的体育市场并不像这些中心、协会吹嘘的那么光明，很大一部分是泡沫，实际上在运营过程中存在很大困难。”

有专家认为，损失与烧钱造成的泡沫有关。

1997年，前卫寰岛开创了国企“烧钱足球”。 他们以明显偏离正常性价比的价格吸引国足球员转会，花巨资引进了高峰、姜峰等，并聘请了前中国国家队主教练施拉普纳作为主教练。主教练。 接下来的赛季，球队以创纪录的价格235万元买下了彭伟国，并以200万元买下了傅斌。

这种偏离规则的“烧钱”，为未来困扰中国足球的球员高薪和俱乐部高成本运营埋下了伏笔。

一方面运营成本提得太高，另一方面联盟始终没有形成良好的运营机制和创收渠道。 再加上俱乐部缺乏真正有经验的职业经理人，中国足球一直不被认为是一门好生意。

所以，A班的历史，也是《城头变王旗》的历史。 除了北京国安这支唯一一直征战的球队之外，与甲级一起成长的广州松日、四川全兴、吉林延边、重庆寰岛、深圳平安、广东宏远的名字已经不复存在。 十年AA让很多投资者出逃。

英超联赛和其他联赛的俱乐部约一半的总收入来自电视转播权的出售。 但中国足球俱乐部始终没有找到生存之道。 由于中国电视业不发达的客观情况，所谓出售电视转播权实际上给俱乐部带来的金钱收益微乎其微。 与此同时，日益低迷的足球市场让门票收入减少到九牛一毛，俱乐部的产品研发几乎为​​零。 至于出售球员的收入，远远小于引援的支出。 赞助几乎是俱乐部的唯一收入。

鲍明晓表示：“联赛出现问题一定是财务问题。一个联赛要保持健康发展，俱乐部可以赔钱中国足球联赛体制的发展史，但必须从市场上赚回70%到80%的成本。如果低于这个标准，从长远来看，出问题是不可避免的。”

易建东表示：“国外也有很多足球俱乐部在赔钱，但在中国却没有人赚钱，这是不正常的。”

俱乐部和投资者如何盈利是中国职业足球必须解决的紧迫问题。 □